一家大型央企基金会与一家社区基金会相伴11年，创造了怎样的社区公益样本？
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如今亦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前沿。2015年，蛇口社区基金会在此诞生，成为中国首批真正意义上由社区居民自发筹资设立并自我管理的社区基金会。在其背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招商局基金会”）作为一家大型央企背景的资助型基金会，扮演了重要的支持者、陪伴者与共建者角色。
11年来，双方关系如何演变？社区慈善的“蛇口模式”有何独特价值？就上述问题，笔者与招商局基金会秘书长黄奕、项目一部主任王军两位实践者进行了对话。
*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为何是蛇口？为何是2015年？
问：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2015年，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为何支持蛇口社区基金会成立？
王军：背后有几层背景交织。首先是我们自身“参与式发展”理念的积累。近年来，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加快。我们发现，社区治理的作用在城乡同等重要，相关经验应该在城市社区也发挥作用。
关键的催化剂出现在蛇口。这里有一群受“袁庚精神”感召、愿意探索社区治理的“蛇口人”，他们主动找到我们说：“蛇口有很多需求，我们想回应，基金会能不能支持？”
我们支持这件事，基于几点考虑：一是我们本就关注社区议题；二是支持居民在社区事务中共商共建，有实验价值；三是看到了政府对社区慈善的推动。
蛇口对招商局而言意义非凡。我们对这片土地有认知、有感情、有信任。当有一批居民愿意站出来时，我们觉得或许这是探索社区治理的机会。
问：注册成立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军：2014年底，13名蛇口热心居民发起倡议，发动89位居民每人出资1000元，共筹集了8.9万元，在我们基金会设立“蛇口社区基金”，并民选产生首届理事会。
2015年，深圳民政部门降低社区基金会注册门槛。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风口”，便鼓励他们抓住机会注册，但要凑够100万元注册资金，还差90多万元。最终的筹款过程充满了蛇口特色：通过办展、活动、居民联络等多种方式，动员了360多位居民捐资73万元。另找了两家诞生于蛇口的企业（招商蛇口、平安集团）各捐30万元，总共筹集了133万元，蛇口社区基金会注册成立。
问：招商局基金会提供了什么帮助？支持成立社区基金会的决定有何意义？
王军：在蛇口社区基金会发起成立的过程中，我们更多扮演“专业辅导”的角色，行动全靠居民自己。这件事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的发生机制是自下而上的。
黄奕：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创立，不仅仅是作为帮扶平台，更是招商局履行社会责任的专业载体。我们深受国际发展脉络中“以价值为中心的社区发展”理念影响。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区发展是综合的、关于“人”的发展，不能割裂。
蛇口社区基金会的诞生，恰好嵌入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脉络中。在陌生人社会如何重建共同体？蛇口提供了一个独特样本：它是一个“改革开放试管”，居民有敢于创新、关心公共生活、参与公共讨论的精神基因。
我看到，最初那89位发起人，很多人其实没学过怎么开会。选举理事时，一人一票，方案反复讨论，点票时大家踊跃发言……那种认真、平等、投入的氛围，是这片土壤能长出果实的深层原因。
扶上马，同路行，越走越有好事发生
问：这11年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与社区基金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军：我们和蛇口社区基金会关系的主要脉络动态交织，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管理支持”。社区基金会起步期，我们团队几乎是有需必应。基金会同事以个人身份竞选为社区基金会理事，项目部同事加入项目评审委员会，提供财务合规等辅导支持。在资源上，我们将其视为蛇口的“枢纽型平台”，每年给予非限定性资助，支持其自主运营。
第二阶段是“治理参与”，我们站得退后一些、远一些。随着社区基金会的运作逐渐走上正轨，团队也稳定下来。我们从具体事务中抽身，保持一个跟随支持的状态，在一些需要的时刻和具体的项目上发挥基金会所能。
蛇口社区基金会 第三届捐赠人代表大会
社区议题多、需求杂，资源却有限。我们和理事、社区伙伴在社区基金会平台上共同商讨、梳理共识，更像是一个咨询机构。这也让我们受益匪浅：一方面积累了对城市社区多样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学习如何把握专业资助工作与“熟人社会”工作方式的差异和边界。
在社区，有行政组织、专业社会组织，还有邻家的大叔大姨，与不同力量一起行动，这种既讲究专业但又不盲从权威、平等相待、信赖相托的感觉很重要。
第三阶段（近三四年）是“生态共建”。我们发现，社区需求多元且个性化，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单靠社区基金会一个平台包揽所有需求，必须联合不同伙伴共创。社区问题的复杂性对传统的“资助-执行-反馈”的合作模式提出了挑战，这要求我们在“专业”之外，看见更多元的力量与协作可能，搭建更开放的参与机制。
问：在这个阶段，你们有哪些行动？
王军：我们重新“下场”，成为社区行动的一环，不再局限于通过社区基金会投放资源，而是和伙伴扎进社区，在真实的行动场景中理解问题关键、链接新资源、共创行动。
例如，我们发起的“蛇口善意小店”计划，发现并赋能有意愿为社区提供公益服务的小店；“社区创变者支持计划”支持退休中医师、前大厂程序员、小店店主、疗愈师等群体基于自身特长开展社区项目。
蛇口CMC社区创变者支持计划（Change Makers for Community）开班
在这个阶段，我们和社区基金会构建了一个与社区两委、小店主、个体行动者、社区社会组织协同行动的社区生态系统。社区基金会的优势在于在地性、公信力和居民动员能力；我们的优势在于跨域资源整合、引入前沿方法论和网络链接能力。我们共同促成社区里的好事发生。
问：从入场到退后，再到共建，这一模式，对其他地方是否有借鉴意义？
王军：我认为初期的深度扶持非常关键，但蛇口模式有其独特性，很难简单复制。蛇口的公益生态相对完备：既有央企及其基金会，也有源于本地的世界500强企业积淀，商业向善氛围浓厚；既有民选的社区基金会作为枢纽，还有近20个规模不等的社区微基金，以及各类自组织、社群、商业力量与个体行动者。这种丰富的“生态位”，赋予了社区公益真正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而且，蛇口基金会传承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精神，“民选、民间、民主”的基因突出。理事为捐赠人代表票选出来，要筹资筹人筹事儿，社区基金会志愿者想干事也随时可以通过基金会名义发起，大家是为了一种社区精神和公共生活参与感而行动。相比而言，更依赖大捐赠方或行政力量推动的社区基金会，其回应社区多样需求的灵活性、自主性，推进社区创新的效率会受到影响。
黄奕：蛇口的土壤是自然生长的“旷野”，而非精心修剪的“花园”。这里没有单一的“输血者”，而是众声喧哗、自发生长。社区慈善的核心，最终要回归到“人”。如果我们能支持一批有资源、有能力、有意愿的中产居民，将公益参与变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可能就是社区慈善可持续的一条有效路径。蛇口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更多年轻人、素人（普通居民）开始深度参与，这是一个“人人公益”的积极过程。
在社区，如何让居民站上“C位”？
问：你们如何通过资助让社区基金会、社会组织乃至居民志愿者能真正站上“C位”？
王军：基金会的使命是“激发人的价值、凝聚社区力量、推动社会参与”，它明确了工作策略的边界。社区工作需要有人搭台，有人唱戏，我们更多地致力于搭台和营造氛围，包括识别最凝聚共识的议题、帮助核心行动者链接资源、推动行动发生……这些过程磨合了信任与理解，形成一种边界上的“默契”。
策略上，我们首先和社区伙伴一起找到社区需要的、我们能做的、并且我们一起做更具有优势的行动方向和工作路径，形成共识和理解；其次是充分相信、尊重人的价值，配置好资源，把行动空间交给伙伴，我们陪伴和参与。
问：作为追求效率的大型基金会，是否为试错预留了空间？
王军：社区工作很多没有固定答案，本身就是一个“试”的过程。
我们会支持社区基金会设置一个面向社区的“行动者共同基金”，专门支持灵活的社区创新行动，并将决策权赋予社区伙伴。实际上，营造一种“敢试”的氛围很重要——除了资金，行动者还需要社区伙伴的鼓励和陪伴，以及有需要时有人伸出援手。
回归基金会自身，我们应当展现出比伙伴更笃定、更扎根社区的状态，秉持“长期主义”，并非单纯追逐数据、可视化的硬件，而是注重公共参与的过程以及那些需要时间沉淀的“慢变量”——自治机制、志愿文化、社会组织生态等。
黄奕：在蛇口，“试错”有另一层含义。社区众声喧哗，一件事，有叫好的、有批评的，甚至有吵架的，我认为这才是健康的社区常态。公益项目最终由捐赠人用行动投票，而在社区层面，只要是在自愿基础上发生，事情还能在争论中继续往前走，就是最大的“正确”。我们享受一起攒事的过程，哪怕它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完美”，但大家热闹参与的氛围远比形式完美更重要。很多创新的种子，就在这种看似“不完美”的实践中悄然生长。
问：撬动“沉默的大多数”参与，是社区工作的普遍难题。蛇口有什么好办法？
王军：核心在于找到并赋能“有原动力的骨干行动者”。这些伙伴往往因自身经历而关心某个具体议题——比如健康、就业、教育等，有的已开展行动。我们的“社区创变者”支持计划，正是通过社区网络找到他们，创造连接场景，把有同样关切的居民聚拢起来，促成公共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社区咖啡店主动提供空间，疗愈师、退休中医贡献专业支持，居民共同参与甚至共创活动，形成“从0.1到1”的成长循环。
人与人、人与小店之间，超越简单的服务或消费关系，逐渐织就一张积极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不断吸引更多人融入社区生活，而由此产生的参与感与意义感，也持续增强着大家对社区的归属感。
三道必答题：筹资、机制与协调
问：蛇口社区基金会目前的筹资状况如何？在社会化筹资方面有哪些探索和挑战？
王军：2025年，蛇口社区基金会共获得933位捐赠人及41家机构团体共1325笔捐赠，全年筹资总额约1039万元，有较大突破。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家大额捐赠、辖区企业大额捐赠、社区党委下设微基金以及承接我们基金会委托项目管理和资助资金等。
社会化筹资方面，目前探索的内容包括：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探索服务收费、与企业园区合作开展公共艺术项目、结合“无车日”等活动进行公众筹款。总体来看，这些行动仍在摸索中，尚未形成稳定、可持续且具备规模效应的筹资体系。理事在筹资工作中的定位和参与，也是重要议题。蛇口社区基金会的理事由捐赠人推选产生，在社区中虽有影响力，但并非都擅长筹资和资源动员。如何有效激发理事筹资，仍是需要探索的课题。
我观察到了一些积极变化。已有理事主动挖掘本地贤达网络，联络从蛇口走出去的企业家，积极促成捐赠。这类基于社区认同、责任感和关系网络的自发性筹资行为，比制度要求更具带动作用，也会激励其他理事。
我相信，随着这类案例逐渐积累，更可持续的筹资机制会水到渠成。
问：我想知道，蛇口怎么把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机制，难点在哪里？
王军：以“蛇口社区无车日”为例，它从倡导绿色出行活动，演变为包含议题论坛、社区行动、马路嘉年华三大模块的综合性社区公共节日，已自发运行10年。
一年一度的蛇口社区无车日马路嘉年华（政府封路、居民骨干筹办、多方参与共建）
它的机制化成果在于：设立了固定的社区时间节点，让居民每年都有可期待、可参与的本地节日；形成了开放的公共生活流程，从路段选址的居民意见征集，到各板块（议题共创、市集、后勤、宣发、政府关系等）由志愿者团队分工协作。即便没有一个长久的规划，但每年到那个时候，这事儿也会如期发生。
但机制化过程充满挑战：第一，与政府沟通的专业壁垒。封路涉及复杂报批和公共安全责任，居民行动者普遍缺乏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和策略，这需要长期的关系建设和实践积累。
第二，包容社区多元性的挑战。“众声喧哗”是常态，如何营造真正包容、尊重与善意的协作文化，是“操盘者”的大课题。
第三，从“节日爆点”到“日常生活”的转化之难。“无车日”能引爆巨大关注和资源，但如何让节日激发的创新行动，如无障碍“坡道计划”、街角便民装置公共改造行动等，能够在平日持续生长，是值得讨论的。
问：社区治理本质是利益协调。你们如何平衡政府、社区组织、居民等各方关系？
王军：资助工作不只是分配资金，更是围绕核心议题，对自身资金和社区资源再组织的过程。
我们以议题和项目为导向，资源投向那些更具公共参与价值、更契合核心议题的项目。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项目能否带动社区多方力量参与，能否建立积极的协作机制。也就是说，项目伙伴不应只是承接资金，提供单一“线性”解决方案，而应能协同各方，提供整合解决的行动策略，让参与的伙伴都能从中受益。
此外，我们注重保持足够的接触面，及时听到最一线伙伴的声音，和大家探索有效的行动方向。
“蛇口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问：总结这10年的陪伴与支持，最主要的成效和经验是什么？
王军：最大的成效，在我看来，是让生活在蛇口的人有了一种“确定性”：你的奇思妙想，能找到同频的人接住，能找到网络支持你生发，甚至能沉淀为可持续的服务产品。社群成员可以吵架，但第二天还能坐在一起商量新事。这种信任、安全、包容的价值共识和协作网络，是最宝贵的资产。
有一些伙伴是因为价值的同频和社区的氛围符合自己对生活方式的期望，搬来蛇口生活，这或许就是社区慈善所能创造的、超越具体项目的深层价值：人的联结、归属与生长。我们的核心经验是：首先，扎根蛇口社区，坚持公益方向，和社区伙伴同行，打磨了合作经验，形成了连接紧密的本地社区公益生态位，包括社区两委、社区基金会、专项基金、社区社会组织、议题小组、社群和志愿者组织、个体行动者等；其次，找到并激发了一批有内在原动力的社区行动者骨干；此外，保持开放心态，喜欢“折腾”，营造了一种“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的社区氛围与土壤。
黄奕：是的，公益的底层价值不在规模，而在其对多元的看见和对人的激发与联结。蛇口的探索，或许为我们在高度个体化的现代社会，重建有温度、有参与的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局部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