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接社会创新的学术与实践——SSIR十年回顾及对中国的对标意义

正值《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创刊10周年，我们在回顾这个社会创新领域标杆媒体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因此发掘了它对于中国社会部门的对标意义。

SSIR十年之角色与贡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以下称SSIR）创刊于2003年，最近几年,它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相信很多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朋友，也是SSIR的忠实读者吧。

       回顾SSIR的10年，围绕着社会创新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用3个词来总结：跨越、联结、超越。

       跨越：SSIR对于社会创新的定义是“创造、支持和实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性方案之过程”。 SSIR所覆盖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地理区域，跨度都非常广泛，从气候变化到教育，从非洲到亚洲，最近这2年还出现了中国相关的主题文章^[1]。从创刊伊始，SSIR就清楚地认识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一个部门(sector)^[2]单独来实现，于是SSIR的视角跨越了政府、商业、非营利、慈善几个不同的主体，并关注这几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协作。

       联结：SSIR诞生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它的DNA里，除了创新，还有一个就是实效。那么如何来实现呢？SSIR定位于桥接的角色，把学术和实践领域联结起来。虽然SSIR今日的封面，已经迥异于创刊之初，可是其内容结构，传承如初。打开10年来的任何一本SSIR，你几乎总会看到几个相对固定的栏目：集大成的专题 ( Feature )，严谨的研究(Research )^[3]，前瞻的趋势捕捉（What’s Next），深度的案例分析（Case Study），实用的成功实践（What Works）以及丰富的书评(Review)。而纵观SSIR的专题文章，你常常会发现几个共同的特点：（1）有理论框架； （2）有数据支持； （3）有案例解析； （4）有实践指南。这些文章比坊间常见的报刊文章更丰富更深刻，却又不至于像学术论文那样让人感觉严肃艰涩，甚至感觉与现实脱节。 除了杂志媒体，SSIR更是通过网络平台和Blog媒体，不但联通了学术和实践，消除了两者之间常见的隔阂，更是把学术和实践都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

      超越：过去的10年，SSIR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质疑、反思、分享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当大家对“小额信贷”一致叫好时，SSIR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深入检视这种方法对于大范围脱贫有怎样的局限；2012年，当影响力投资受到追捧时，SSIR又在杂志和网络上，刊发大量文章，来探讨影响力投资的潜力，同时审视其局限。 除了发起和鼓励对现有创新事件进行深入反思，SSIR在识别和传播新概念方面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譬如“协同效力”（Collective Impact）这个概念就是在SSIR孵化的。10年间，SSIR助力推广了相当多的新想法和新实践，如战略慈善、公益创投、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等等。可以说，SSIR不是简单地记录和发现社会创新，而是真正在领导和创造社会创新。

       虽然只有10年历史，如果我们把SSIR视为社会领域里的《哈佛商业评论》，似乎一点不为过；SSIR杂志和网站的供稿人几乎囊括了业内所有顶尖的思想领袖和实践先锋。而今天，我们在此回顾SSIR的10年，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社会创新领域的标杆，绝不仅仅因为关注它看起来很时髦，而是因为它在这10年里的经历、观察和记录，对于中国社会领域的未来，有着无尽的启示，让我们对中国社会部门未来的走向，能有更清楚的认识，和更清醒的期许。 何以见得？ 且让我们回顾一下SSIR创刊时的背景吧。

SSIR创刊的时代背景

      10年前的美国，是一个社会问题日益尖锐，社会需要日益强烈的时代，如贫穷、饥饿、失业、疾病、污染、自然资源锐减、教育医疗机会不均等等。虽然这些问题此前一直存在，但在网络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下，变得前所未有的尖锐和复杂，而且完全没有好转的趋势。

      在“权力下放”的旗帜下，政府鼓励社会服务私营化。从公共福利到监禁管理到艺术文化的广大领域里，企业、社会企业、宗教服务团体、甚至一些有营收能力的非营利机构，都开始提供原本由政府包揽的服务。

      当非营利部门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时，它同时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压力。在此期间，从联邦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预算都在降低，迫使非营利机构寻求新方法，用更少的资源实现其目标。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营利机构开始向外拓展，与企业进行战略联动来推进它们的使命。同时，提供资金的基金会、慈善家以及捐赠人，也对非营利机构的透明和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部门内普遍认为非营利部门效率低下，甚至开始要求非营利机构适当采用实践商业管理实践。

      同时，不是只有非营利机构才面临这样的压力。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一些企业开始探索“有社会责任感”的实践，包括所谓“三重底线”的倡导等。 而基金会和遗赠丰厚的非营利机构也被置于问责压力之下，一些激进人士开始质疑这些机构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质疑他们的社会价值，提出基金会不能只向他们资助的非营利机构问责，他们自身也应该对社会承担同样的责任。

       可见，迫于压力和必需，各个部门不得不积极探索新方法、新模式。可是，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开放了资讯和经济，更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因此，10年前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开放和开拓精神的年代。各个部门开始探索、尝试跨部门合作，共同解决那些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个混乱与创新大环境，提出了很多亟待回答的问题：政府在提供和保障公民社会福利上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私营化有什么局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该如何协作，才能更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

今日中国社会部门的对标

      这番回顾，是不是让你感觉似曾相识？彼时的美国，和今日的中国，在社会环境上有那么多的相似。更有意思的是，在2003年的SSIR的发刊词中，谈及当下的各种探索，主编这样说，“现在甚至还出现了一类新活动，譬如社会企业，通过新型的机构、服务和产品，来解决社会问题。” 是不是连这样带点带点谨慎的观察，都和今日国内的现状有些相似呢？

      在回顾之中，我们发现两国社会部门之间存在诸多相似，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社会部门只有10年的距离呢？ 当然不是。两种表面相似的情境，最大的差距在于基础设施（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和思想理念。 21世纪之初的美国社会部门，经过长期的洗礼和演化，在面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从点上看组织、机构的运行和管理也积累了相对成形的模式和经验。 整个基础，好似坚实的机场跑道，新的想法和实践，滑行一段后，就可以起飞。同样地，机构业务调整、模式转型，也可以来得平稳甚至华丽，而不至于伤筋动骨。譬如影响力投资领域，敏智基金是新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转向的大船。大自然保护协会也在过去这10年中,完成了全球范围内数百家分支机构的重组。

      我们今天也许正在和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的同行，在社会创新的前沿，说着同样的话语：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可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来支持和支撑这些先锋实践；如果仍以起飞做比，我们的跑道还远不够坚实、不够平坦。

      回顾和检视SSIR创刊以来的10年，我们认为21世纪之初的美国社会部门，可以作为中国社会部门的一个对标。SSIR让我们看到从这个点出发，这10年里发生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们应该观察和分析SSIR所记录的过去10年，看看美国和全球的同行们，在过去的10年间，用怎样的方式，探索了怎样的问题，我们能采撷怎样的经验，避免怎样的弯路。

      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借鉴美国公益慈善经验，我们还应该以2003年（或者21世纪初）为基准，去回溯，看看我们还应该补什么课，做什么工作，让我们的机构变得扎实变得强大，让我们业界的生态系统变得完善。很多人在谈及中美慈善公益和社会创新的差别时，总会诉诸于政体和制度的不同。我们不是不承认这些不同，而是相信绝处也可以逢生，即使在当前的制度和政策下，大到行业推动，小到机构发展，甚至个人理念转变和实践尝试，都还有太多可以实现的空间。

      值此10周年庆之际，SSIR邀请业界先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回顾来路，展望未来。 初读之下，或许觉得他们当下所谈论的，与今日中国之现状有所差距。可是，谁又能断言，这些趋势就不会对中国社会部门的未来有所启示呢？

[1] 2012年春季刊《社会企业的中国崛起》和2013年春季刊的《中国探索采用电动汽车》

[2]本文中所指的部门，特指公共部门（即政府）、私营部门（或称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或称社会部门、第三部门）。

[3]创刊之初Research栏目称为Upfront。

本文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中国大陆”共享协议。

请参阅版权说明。网络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 善天下中文网

本文地址：http://www.gpcommon.org/ch/2013/05/06/10-years-of-ssir/